(1)【◆题库问题◆】：[问答题,简答题] 瞿秋白杂文和鲁迅杂文比较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参考答案◆】：相同：1.他们的杂文有相同的风格：诡峭诙谐、尖锐泼辣。2.他们的杂文都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都是适应尖锐、剧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而产生的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评论，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和无可辩驳的理论上的逻辑力量是他们的杂文共同的生命，是熔铸共同的社会内容和共同的文章风格的基础。3.瞿秋白同志的杂文，特别是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过鲁迅的杂文以后，和鲁迅切磋琢磨、共同商讨下写出的《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杂文，已经纯熟地把握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借用生动、形象的典故和创造深刻的、典型化了的形象阐发深邃的思想和抽象的道理。不同：瞿秋白的杂文有"豪健俊伟，怪巧瑰琦。""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的特色。鲁迅的杂文有；凝重、朴茂的特色。

(2)【◆题库问题◆】：[名词解释] 文学研究会

【◆参考答案◆】：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1、1921年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2、代表作家：周作人、茅盾、叶圣陶、许地山、朱自青、冰心等。3、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4、理论主张：积极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5、主要贡献：它承接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为人生、现实主义）

(3)【◆题库问题◆】：[单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说家”，是（）。
A．朱自清
B．叶绍钧
C．庐隐
D．老舍

【◆参考答案◆】：B

(4)【◆题库问题◆】：[问答题,简答题] 简析《湘行散记》、《湘西》的思想特色（文化性、本土性、本族性）

【◆参考答案◆】：1、《湘行散记》、《湘西》两本散文集，是文化的散文，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涉及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地域文化。但并非作纯客观的介绍，而是从中融入作者强烈的主观评价和鲜明的审美感情。2、两本散文集表现了作者炽热的本土性。反复抒写着他的一颗"湘西"之心，他书写湘西的历史与现实，因她是作者心中永存的一方热土。同时，作者还揭露与批判了贪官污吏的腐败。3、鲜明的本族性。湘西民族问题，一直是作者的内衷隐痛，因此他很自觉地在散文中流露出其民族倾向，反复贯串着这样的思想：为苗族人民仗义执言，洗雪强加在他们头上"苗蛮土匪"的罪名和耻辱。

(5)【◆题库问题◆】：[填空题] 冰心“五四”时期创作的基本内容，即人们常说的“三爱”主题（）、（）和（）。

【◆参考答案◆】：母爱；童贞；自然

(6)【◆题库问题◆】：[填空题] 在乡土小说作家群中，以抒情见长的田园小说支派的代表作家是（）。

【◆参考答案◆】：冯文炳

(7)【◆题库问题◆】：[单选] 《毁灭》是朱自清的一部（）。
A．抒情长诗
B．叙事长诗
C．抒情散文
D．写景散文

【◆参考答案◆】：A

(8)【◆题库问题◆】：[单选] 在下列作品中，具有鲜明主观抒情性的作品是（）
A．《华威先生》
B．《非攻》
C．《荷花淀》
D．《潘先生在难中》

【◆参考答案◆】：C

(9)【◆题库问题◆】：[填空题] 中国现代首倡幽默，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是（）。

【◆参考答案◆】：林语堂

(10)【◆题库问题◆】：[问答题,论述题] 《台北人》是如何表现白先勇的故园离愁的？

【◆参考答案◆】：在《台北人》中，城市空间的对立不仅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结构模式凝结着白先勇的故园离愁。首先，是城市形态空间的广大与狭小的对立。尽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尽管台湾人也是炎黄的子孙，但无可置疑，当几百万大陆人漂泊至台湾时，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视为外来的闯入者。因而，《台北人》中的吴钦磊等漂泊者由祖国大陆迁往台湾时，一开始就充满着失落和无奈。狭小、封闭的生存空间，陌生、有限的孤岛环境，对这些习惯于广大、辽阔的大陆环境的漂泊者的刺激是致命的，他们的苦恼、不满、抑郁，常常直接源于他们对这种空间的无与伦比的敏感。与上海、南京等"到处的繁华"的街道相比，台北的"巷子里灰蒙蒙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冬夜》）。与上海、南京等地"华美""气派"的酒店、餐厅相比，台北的"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的餐厅是简陋、寒酸的（《花桥荣记》）。与上海、南京等地宽敞、大气的剧院和舞厅相比，台北的剧院和舞厅是狭窄、土气的，以至于在金兆丽看来，上海"百乐门里那间厕所"也要比台北"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城市外在空间结构的狭小、逼仄，直接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吴钦磊们对它的认同感。于是，向过去广大的城市外部空间的回望，就成为《台北人》中频繁使用的结构模式与习惯姿态。借助于这种回望，《台北人》中的主人公们往往可以暂时超越令人窒息的狭小、逼仄的台北现实空间，而重回令人愉快的梦幻中的祖国大陆空间。对广大而又开阔的生存空间的渴求，是人的本性。如果说内部空间可以满足人追求归属、安全的需要，那么，外部空间就可以满足人追求自由的需要。吴钦磊、朴公、钱夫人等之所以对祖国大陆城市空间念念不忘，就在于在这种空间中，他们的生命意志获得过最大的张扬，他们自身的本质力量获得过最充分的肯定。而与之相比，自从进入到台湾这个狭小的空间之后，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过上一种蜗居生活，曾经叱咤风云的刘行奇出了家（《国葬》），曾经名动一时的钱人成为深居简出的落伍者（《游园惊梦》）。久而久之，他们便都在这种狭小的封闭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幽闭恐惧症，生命活力日趋减弱，生命意志也日趋消沉。他们在焦虑和痛苦中，不得不选择精神上的逃离，因为只有在对现实空间的逃离中，《台北人》中的漂泊者才能在想象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自己对更为博大的祖国大陆空间的亲近。其次，是城市经济的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在《台北人》中，对祖国大陆空间的认同，既通过空间形态的对比，也常常通过空间的经济化性质的对比得以体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南京等大陆城市，新兴的工商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钱夫人、李长官、尹雪艳等的生活享乐提供了诸多方便。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尚未脱离农业经济的樊篱，贫穷造成了主人公们生活的相对窘困。